明星学校“一土”学校停办五个月后，家长们仍在维权。学费交了，学校没了。有家长呼吁，民办教育在资金监管、法人治理等方面应加强管理。
事件自进入公共视野以来，围绕创新学校“水土不服”、民办教育管理缺位的讨论持续发酵。
然而，在不少专家看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出现停办的案例极为罕见。一所小众学校的谢幕，被过度解读为一种教育探索的溃败，有失公允。他们担忧，如果因此给整个民办教育行业“加码”监管，那些正在探索多元教育的学校，会不会也跟着“吃药”？
或许，更应关注的，是如何在规范办学的同时，保护办学者的合法权益与学生家长的正当诉求，维护教育系统的整体稳定，实现民办教育的健康、有序、多元发展。
“不要学校了”和“学校不要了”
一土学校是国内较早尝试小班制、项目制学习（PBL）、家校共建社区化学校等教育理念的机构，外界一度视其为中国创新学校的代表样本。
但究竟什么是创新学校？
从性质上说，创新学校并非独立于公办、民办之外的“第三类学校”。本质上，它是以“创新教育”为办学特色的民办学校。然而，创新教育不是民办学校的专属，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部分公办学校也在课程改革、项目制学习等方面有所探索。
像一土这样的“创新学校”，实际上是为某两类特定家长提供的“义务教育阶段体制外的选择”。这两类家长可被简单概括为——“不要学校了”和“学校不要了”。
前一类家长，既不愿让孩子承受传统公办教育的应试压力，也不愿或无法选择国际教育路线。后一类家长，孩子在公办学校内因各种原因被压垮，轻度厌学，重度出现躯体化反应，无法正常就读。
秦海洋（化名）就属于后一类家长。
秦海洋至今记得，当他得知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儿子秦川（化名）拿到朝阳区某科技竞赛一等奖时那种不可思议的心情。获奖论文是秦川自己完成的，在论文中他运用了大模型工具和严谨的统计学方法。
可同时，儿子在公办学校的数学成绩是不及格。
秦川是去年3月转学到一土的。此前，他就读于北京朝阳区某公办初中实验班。初一时，作业多，他每晚写到12点，“又想写，又会睡着”，最终发展成焦虑状态，一到学校门口就会出现躯体化反应。
秦海洋翻看儿子的作业，大部分是在刷题。秦川喜欢数学和统计，但不能接受这样的教学方式。
一定程度上，秦海洋认同儿子的想法。以刷题为主的教学，很难培养孩子真正的兴趣。他曾看过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奥赛获奖者是真正喜欢数学，而中国很多参赛者拿完奖就不学了。
秦海洋是从河南省考出来的“做题家”，目前就职于一家前沿科技企业，他亲眼见证了AI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正在颠覆。“去年招的员工，今年就被裁了。核心原因是欠缺自主性。”他认为，大多数公办学校采用的教学方式，无法培养出有创新能力的学生。
秦海洋不忍心看到儿子痛苦。他把儿子转到一所民办学校读了半年，又转到另一所公办学校。整个过程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后来，秦川自己在网上看到一土“探索者项目”的介绍，想要申请。当时，秦海洋不了解创新教育，也没听说过李一诺。
“探索者项目”由一土学校校长申华章主导，核心是项目制学习——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方向，经辅导老师认可后，可免修统一课程。学校提供专属场地和导师支持，帮助学生设定项目目标，并根据未来规划灵活选课。
秦川面试顺利通过，成为“探索者项目”的第一位学生。当天，秦海洋和妻子开车回家，妻子依然焦虑，问他“怎么办”。秦海洋心里清楚，“没有办法，没有学校可以收纳这样的孩子。”
在一土，秦川与另一位从北京某头部公办学校转校而来的学生一起合作一个与心理学有关的项目。秦川以软件为主，另一位学生主攻硬件，两人合作直至一土停办。
目前，秦川转校至北京另一所创新学校。谈及一土的教育理念，父子俩依然认可。“一土还是给了我儿子信心的。”秦海洋说。
作为创新教育的亲历者，秦海洋希望社会能给创新教育留一扇窗，“教育要让阳光照进来。”
“多元化教育选择的存在，不意味着某个机构探索出问题后，整个创新教育就该被否定。”熊丙奇强调，机构暴雷可能有自身经营原因，但不应因此否定教育探索的价值，也不应让学生的多元选择就此消失。
管，还是不管？
经了解，一土致知停办主要涉及资金挪用问题，目前警方尚未公布调查结果。家长们还有半学期学费未退。
多位受访家长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有着相关规定，要求“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户。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账户实施监督。”
但家长们认为，这样的规定还不够细化。有家长建议，可参考房地产预售资金监管模式，设立学费监管账户，设置资金使用比例，按需拨付。超过相应比例的支出，须经审批或备案后方可动用。
同时，家长们质疑监管未能真正落地。《实施条例》规定，民办学校的章程（其中包括开办资金、注册资本、资产来源等）应当向社会公示。有家长曾向朝阳区教委申请信息公开，希望了解学校的章程，得到的答复是“延期公开”。
带着家长的追问，我们采访了几位研究民办教育的业内人士。他们的回应指向另一个方向——中国民办教育已不适合再“加码”监管。
2021年，《实施条例》修订版、《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双减”政策相继出台，监管措施密集落地。政策的初衷是引导民办教育回归育人本位，防止部分民办学校过度商业化、违规招生、超标教学等问题，保障教育公平。
但业内人士表示，从行业实际影响来看，政策的叠加效应，让本就面临生源减少、成本上升的民办学校雪上加霜，部分办学规范、确有特色的学校也被波及。
“在学龄人口减少和消费降级的双重影响下，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育已进入深度调整期。即便没有政策出台，部分民办中小学和民办幼儿园也已逐步退出市场。”业内人士表示。
关于家长们在意的资金监管，业内人士表示，现行体系已有相应措施。例如，许多地区要求民办学校开设“学费专用账户”或“银行共管账户”，并建立大额资金异动监控预警机制。
但防止暴雷的前置监管确实难以实现。
根本原因在于，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资金管理的逻辑不同。公办学校实行收支两条线，学费上缴财政再下拨；民办学校则拥有资金自主使用权。“民办学校的立身之本就是自主性，如果没有自主性，和公办学校就没有差别。”业内人士表示。
同时，他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挪用办学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且超过三个月未还，或进行营利活动的，即构成挪用资金罪。“我们不能预设所有民办学校举办者都是‘挣一笔跑路’的心态，那这个行业没办法发展。”
多位业内人士向我坦言，他们担心一土这一极端个例，可能引发“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的连锁反应。
“很多问题，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存在。公办学校也会出现挪用经费、违法违纪的情况。但一旦民办学校出问题，往往会被舆论过度放大。”该专家表示。
熊丙奇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长期以来，社会对民办教育存在歧视与偏见，甚至有污名化倾向。一旦出现负面事件，污名化效应便会放大，进而引发针对整个民办教育行业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
一边是家长的追问，一边是行业的顾虑。这种两难，让“规范”与“发展”如何平衡，成为一道复杂的治理命题。
明星学校“一土”谢幕了，但它留下的追问并未消散：如何在守住资金安全底线、防止极端个案的同时，保护好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性与行业活力，给教育探索留出必要的试错空间？这不仅是留给监管者的考题，也需要家长、办学者和行业共同作答。
（实习生黄佳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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