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点外交史上的趣事。
是人都会犯错误，外交工作也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战线上，还曾闹出过大笑话，让人啼笑皆非。
二战结束后，地球村出现了两个村霸，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以这两个村霸为中心，形成势同水火的两大帮派，一个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时候的世界各国，基本都被逼表态，非此即彼，选边站队。呆湾凯森公那边选择了抱美国大腿，我们这边只好倒向苏联。
再后来，中苏闹翻了，但幸好亚洲、非洲、拉美的第三世界穷国兴起，中国坚定地跟第三世界的小伙伴儿们站在了一起。
这一策略，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和坚持群众路线的策略，在外交领域的生动应用。成果就是，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新中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包括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就厉害了，亚非拉在联合国有了话语权，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大大提升了，在世界舞台上的戏份也多了起来，朋友圈立刻就扩大了。
1972年，中国和希腊建交，次年，在外交部工作了近10年的周伯萍被任命为首任中国驻希腊全权大使。
△周伯萍夫妇
5月7号这一天，周伯萍去希腊的崴脚部商量希腊副首相访华的事情，回中国使馆的时候，发现路上很多警车哨卡，周伯萍就觉得雅典可能有重大的国事或外事活动。
周伯萍问自己的翻译，翻译也不太清楚。回到使馆，周伯萍要翻译去查一查新来的请帖。
刚好这一天真的来了一张请帖，邀请中国大使出席5月8号（第二天）的12点~13点30分之间，到Jack Slow Fuck使馆参加国庆招待会。
捷克斯洛伐克驻希腊大使叫科威克，可惜值班人员英语水平也是个渣渣，就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馆的请帖，而且以为是当天的。
他们便想起来路上的那一幕，就觉得科威特正在举行国庆招待会，这下他们就慌了，迟到就麻烦了，收到请帖不去，那在外交上是重大失误。
而且，这时候离最后结束时间还剩10分钟，大家立马都慌了，连衣服都没换，赶紧上车走人，匆忙驱车赶往科威特使馆。
在路上，交警还有各种引导和指挥。他们到了以后，发现使馆人很多，也很热闹，对！没错，就是这儿！然后就拐进去了。
到里边，对方很热情，双方握手拥抱着之后，一番嘘寒问暖、谈笑风生，中国大使祝人家国庆快乐，对方对中国人民的祝福表示了深深的感谢。
然而，他们不知道，他们进的其实也不是科威特使馆，而是以色列驻希腊代表处，他们以为这是科威特使馆。
要命的是，由于翻译渣渣的英语水平，导致他们聊天简直是天衣无缝，毫无违和感！向以色列祝贺了国庆快乐（以色列5月14日国庆，也不差几天了）。
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因为有记者会。当时中国和以色列不但没有外交关系，并且中国站到了以色列的对立面——阿拉伯阵营，一出口就骂以色列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所以中国大使造访以色列使馆引起了西方记者的震惊，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好奇心。
《纽约时报》记者用英语向中国大使提问，问你们中国不是到处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斗争，怎么跑到帝国主义走狗的使馆谈笑风生来了？是不是要承认以色列啊？
我们这个渣渣的翻译，又翻译错了，中国大使把这位西方记者当成了一个逗比，一番嘲讽之后，继续参加活动……
结果，西方记者就发财了，终于搞到了一个爆炸性的大新闻，说中国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活动，然后如同蛋总一样，写完就发出去了……
结果果然在国际舆论掀起了轩然大波，各国外交官都震惊不已，只有中国自己还不知道驻希腊大使已经捅破了天。
有人说你夸张了吧？有那么严重？
很严重，外交无小事就不说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敌我分明的，巴勒斯坦是中国的政治盟友，阿拉伯世界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重返联合国，76票赞成，阿拉伯占了13票。
而且，我们刚回联合国，就背叛朋友，到敌对阵营的以色列去谈笑风生？这以后在国际上怎么做人？谁还相信你？万一卡扎菲在现场，那事儿就更大了。
但是我们的大使馆第二天还乐呵呵去了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各国外交官都懵逼了，私下里议论纷纷，到底中国是怎么个情况。
这时候，有好心人罗马尼亚的大使，悄悄的把中方人员拉到一边，问昨天你们怎么回事，怎么跑到以色列大使馆，还那么高调，跟西方记者谈笑风生？
这时候，中方人员才反应过来，顿时觉得五雷轰顶，整个人感觉都不好了，心情糟糕得不可描述。
尤其是翻译，痛哭流涕，写血书谢罪，周总理也直气的七窍生烟，直骂“周门不幸”，直接把事情定性为严重的政治错误。
△1973年的周恩来
不过这事儿给教员压住了，给了批示，说大使本人认错态度很好，记过一次，以后要学好外语，将功补过。大罪可免，但还是要有惩罚的，被发配到了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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